换言之，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正是其现代性。

一般而言，当相关行为具有正外部性时，则国家不但应当允许此类行为，而且应当采取相关行动促成相关交易与活动。昂格尔的理论主要位于美国的批判法学传统，其早期著作中提到的社会法主要是为了批判自由主义形式法治或法律秩序法（legal-order law），因为昂格尔认为，社会法已经对公法／私法的二元区分提出了挑战，使自由主义法治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基尔克、辛茨海默等人的社会法讨论都有极为复杂的法哲学背景。弱势群体保护可能因为不同群体的特征而面临不同问题，例如妇女面临的问题可能主要是由家庭分工与生育问题所造成。但在学术上，社会法的概念到底应当如何理解，仍然颇有争议，并产生了以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为代表的不同主张。也因此，这种关系中的合同与普通合同的适用原理可能有较大不同。但事实上，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其实都早已经不是纯粹的传统公法或私法。

根据杨景宇的表述，社会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对于语词和概念的这种非本质主义特征，维特根斯坦将其称为家族类似（family resemblance）。十月革命后，毛泽东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是邓小平论述较多的法学原理问题。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邓小平极其深刻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

这是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的重大创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光芒。第六，深刻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坚定不移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更加完整准确地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著名论断，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深刻的论证与阐释。(五)习近平法治思想彰显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完美统一，蕴涵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深邃的政理、法理、哲理，彰显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鲜明特色： 党领导法治的政治定力。这一科学判断完全可以用来叙说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划时代意义。

这就必然使以国家和法治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重大意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同时，习近平领导党和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科学内涵，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升华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依法治国拓展为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法治国家拓展为建设法治中国，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转型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拓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建设目标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有力促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发展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从形式法治转型升级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有机统一的良法善治。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团结、动员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反侵略，打日寇，救亡图存，保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科学发展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新时期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总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法治问题，把法治建设放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内论述。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

这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理论成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理论资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与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领域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这部伟大教科书的法治篇。其精髓在于： 法治立国论。同时，还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本色，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上的错误观点，破除由于左或右的思潮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误读和误解。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内法规概念的提出和一系列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党的七大通过新党章，有力推进了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凝聚了党的伟大力量，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政党理论，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明确提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依规治党积累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二是坚持三相结合、三化推进，即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和，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三大创新成果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其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大众化传播，高扬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旗帜，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两大奇迹的基础上再创法治新奇迹。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代的科学结论，概括出了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精华，一扫近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蔑视和曲解，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和弘扬，使法治的中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得以充分彰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在法治问题上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习近平十分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观念来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纲领和部署出发，阐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阶段性目标，明确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建设关键环节的重点任务。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我国宪法文本的起草工作，他主张在宪法文本中安排一个内容丰富的序言。习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我们应更好地履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法学不仅为我们认识国家和法治现象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坚实理论基础。

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性，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法学 。

在比较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着力彻底解决人治与法治问题，并明确提出依靠法制治理国家的方针，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从此，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密切相结合的光明正道。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致力于推翻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掌控的国家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则致力于科学有效地治理国家，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要求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然要求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夯实思想文化基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要求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全面更殷实的利益。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和战略思想审视、检讨和定位我国法治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要深入贯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体、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理念，充分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更加关注民生民利民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有机结合，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协调性。在他们有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宪法思想。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引用请以原刊原文为准。

……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第二，从防止出现颠覆性、根本性错误，特别是避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重演的战略高度论述民主和法制问题，告诫党和人民搞人治危险得很，搞法制靠得住些。

这个党纲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十月革命经验。第二，进一步明确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法律发展观，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指导和规范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要充分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根本要求，促进法律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法律体系的各部门、法律运行的各环节全面协调的发展，法律和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全面协调的发展，妥当处理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